5月9日，新三板公司琼中农信最新公告透露，海南省联社深化改革工作已启动，经充分可行性研究，海南省联社及19家农合机构将采取新设合并方式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

海南亦因此或成为首个在农信改革道路中选择了成立省级农行的省份。不过，琼中农信还表示，海南省农信社深化改革工作即海南农商银行组建仍需有关部门审核通过，改革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农信社改革正在加速。自去年4月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此轮全国农信社改革的“第一单”正式落地，此后已有河南、辽宁、四川、甘肃、山西等多个地区已经落地农信改革措施，或明确改革方向。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此轮农信社改革，通过整合组建统一的省级农商行、省级联合农商行，有利于在化解风险的同时，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增加高质量农村金融供给。

改革再破冰海南拟试水成立省级农商行

琼中农信在公告中指出，该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同意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该议案披露，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经充分可行性研究，提议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及19家农合机构采取新设合并的方式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其成立后，注销20家机构的法人资格，20家机构的全部资产、业务、债权债务、人员等均由海南农村商业银行承接。

“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既符合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也符合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符合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琼中农信同时指出，将有利于海南农信社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组建海南农村商业银行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切实可行。

从目前各地披露的情况来看，海南省选择了成立统一法人农商银行的改革方案。这意味着海南地区或将开启农信改革的新方式。

“这种模式在部分经营区域较小、机构数量不多的省区具有借鉴意义。”招联金融董希淼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行模式有助于集中配置资源，提升经营管理合力和执行力，打造品牌形象，形成规模优势。

中国小微信贷机构业务创新合作机制发起人嵇少峰亦认为，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行模式，可以更好地解决单一小机构抗风险能力的问题。该模式从股权架构、管理半径方面均相对清晰。合并后的银行实力亦将增强，对未来银行发展相对较好。

“一省一策”方案各不同哪种改革最彻底？

据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当前已至少有7个省启动了农信社改革方案，但各地采取或拟选用的方案各不相同。

嵇少峰表示，由于地方农信社、农商行改革过程中会碰到各不相同的问题，因此没有绝对的完美方案。当前，各地正按照“一省一策”的方式，找到最适合当地的改革方案。

去年4月，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正式挂牌成立，是目前唯一采用了组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的方式对农信体系进行改革的省份。而将省联社改制成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在保持两级法人地位不变的同时，申请业务资质和牌照，增强服务内容和能力，是相对优化的一种模式。

不过，选择将省联社改制为农商银行控股公司的省份最多。有知情人士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透露，目前监管层已获批的河南、山西等地改制过程中，虽然仍保留了“联合银行”的名字，但实际是形成控股公司。同时，四川、甘肃等多省亦拟按这种方式进行整改。

董希淼认为，将省联社改制为农商银行控股公司，由控股公司参股农信机构，是改革最彻底的一种模式，既解决了产权和控制权关系的悖论，理顺公司治理机制，也不动摇县域法人地位。但此模式需要有合格的发起股东及资本金。

辽宁省则采取了“两步走”的方式进行改革。去年11月，辽宁省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并发公告称，沈阳农商银行与省内30家农信联社组建辽宁省农商银行。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指出，辽宁此举是先将30家信用联社合并，把县联社改成农商行，同时已经成立的农商行仍将继续存在。

不过，此前市场讨论中将农信社改为金融服务公司的模式目前暂未出现。董希淼认为，上述联合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统一法人模式均可以再功能上覆盖金融服务公司，且这种弱化行业管理职能，服务职能将难以落实，更不利于小法人机构“小而不倒”，因此在实操层面暂未真正落地。

化险仍是改革重要目标乡村振兴、服务三农方向不变

农信改革的声音近年来不绝于耳。业界普遍认为，当前省联社已经难以满足成员行社对其服务能力的新要求，加快和深化农信社改革，时机成熟，势在必行。

“尽管各地农信改革的目标并不相同，但化险仍是当前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一位曾经参与省联社转型的业内人士指出，农信体系的改革近十余年未停，期间亦走了不少弯路。而如今，农信机构和村镇银行积累了较高的风险，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处置高风险农信机构。

事实上，2003年以来，农信社内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农信社体制机制上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显现。省联社定位不清、功能不足，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管理与服务农信机构的现实需要；在多数农信联社改制为农商行后，省联社存续也缺乏法理基础；“自下而上入股，自上而下管理”关系未能理顺，公司治理仍然“形似而神不似”；部分农信社发展定位模糊，商业化经营与服务“三农”目标存在一定冲突，涉农贷款比例下降；少数农信社资产质量下行压力较大，化解不良、防控风险面临严峻挑战。同时，部分农商行发起设立数量较多的村镇银行，在拓宽经营区域的同时，积聚了一定风险。

对于稳妥化解农信社风险，董希淼认为，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处置高风险农信机构。对中西部、东北地区规模较小、风险较高的县域法人机构，可采取吸收合并、新设合并及破产等多种方式进行重组；对部分省份的县域农商行、农信社，还可以进行跨县区重组，以降低小法人机构的经营管理成本，提升抗风险能力。同时，要进一步拓宽农信社不良资产处置的渠道，并在拓宽资金来源、减免税收费用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农村金融资深专家白澄宇亦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当前农信社体系的改革方案中，成立省农商行做大做强有利化解风险这个首要任务达成，但会牺牲地方金融机构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可能形成新的抽水机。

“未来还是需要地方特色的银行机构满足当地金融服务需要。”白澄宇指出，这既需要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对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早预防，也应考虑适时推出合作金融的法律和监管制度，让真正的信用社重新发展起来。在他看来，改革目标仍是要服务三农、支持乡村振兴，可以考虑通过发展合作金融组织和其他地方性金融机构，作为支持三农等薄弱环节的补充力量。

嵇少峰亦指出，在农信体系改革过程中，相关监管部门应注意不可损伤基层农信社原本服务灵活性的优势，从而影响相关金融机构服务当地的能力和效率。在监管过程中，应进一步采取更为科学的、有弹性的举措，尊重市场，让改革的作用显露出来。如从监管层面对服务地方做出严格监管，防范新成立的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下沉度不够等问题。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姜樊

编辑陈莉校对柳宝庆